绪论
    关于医者与病者，范家伟先生曾有一段精辟论断，他说:“医者与病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紧扣在一起。没有病者，医者失去提供服务甚至研究的对象;没有医者，病者得不到治疗。在医学发展史中，医者与病者都是不可或缺的。”①范氏着力于医者与病者的研究，自然是对传统医学史研究的一种反思，同时也是接续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一种努力。不过，没有医者，病者仍然可以得到治疗。
    早在1930年代，陈邦贤先生在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中国医学史·绪言》中谈到医学史研究的三大问题:其一，医者地位的历史，其二，医学知识的历史，其三，疾病的历史，并强调对环境背景与文化现状的研究②。可以说，陈邦贤先生的划分是切中肯萦的，也推动着20世纪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程。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医学史研究者们并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放置在探讨医学背后“环境的背景与文化的现状”之上③。长期以来，这种倾向造成医学史研究中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的缺失。
    医疗社会史是建立在医学史、疾病史与社会史之上的交叉学科。它强调在医学史、疾病史研究中关注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时刻展现医学史、疾病史研究中活生生的“人”的位置以及生命的意义。那么，我们禁不住的要问:医疗社会史研究中的“人”到底有哪些?他们究竟以何种姿态活动于患病与治疗的场域内?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与维系方法有哪些?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以何种面貌呈现出来?
    无可否认的是，与疾病、治疗联系最为紧密的人当然要属医者、病者及病者亲友(包括上下级、家仆等)。范家伟先生对中古时期医者与病者的研究倒是揭集出医病双方社会活动的一些现象。不过，由于社会场景的变换与医学技术的差异，春秋战国时期医者与病者的活动并不完全雷同于中古时期，其活动有着独特的方式，也暗藏着独特的意义。
    令我们更加陷入深思的是，医学诊治究竟是一门单纯的技术，还是一门充满着技术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美妙艺术?古希腊医者希波克拉底在《流行病》中曾说:    弄清过去，诊断现在，预告未来，医生应该这样做。至于对疾病本身，医生的习惯作法是帮助患者或至少无害于患者。这种艺术具有三个因素一一疾病、病人、医生。医生是这种艺术的仆人。病人在同疾病斗争中必须与医生合作。①
这位先贤的话提醒我们，医学的目的虽然在于运用各种理论、药剂、仪器来治病活人，可是，归根到底，医学这一伟大目的的实现需要医者与病者之间的沟通与配合，这就使得诊治过程无可避免的带有技术性与社会性的双重色彩。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疾病治疗活动的社会背景一一巫术疗法与鬼神崇拜观念十分盛行。疾病并非一个纯粹的病理学和生物学概念，患病也并非一个简单的躯体状态，它可以反映人类所信奉的疾病观念和整个社会对待疾病的态度。同时，该时期疾病治疗活动并不一定需要医者参与，治疗者与病者的关系并不一定等于医者与病者的关系，病者的选择相当多元，医者完全有可能被排除在外。
 
选题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缘起
    第一，接触医疗社会史完全出于张全明老师的提醒，在查阅全国百优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笔者对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②和李玉偿《环境与人:江南传染病史研究(1820-1953) 》③产生了独特的兴趣，兹后便开始广泛搜集海峡两岸与国外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硕果，逐步确立起自己的研究兴趣。
    第二，在不断学习医疗社会史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体会到先秦两汉医疗社会史研究的薄弱状况，自此立志于探索早期中国医疗现象的种种问题。当然，这期间也得到导师的鼓励与支持，才使笔者将本阶段的学习定格在春秋战国时期。
    (二)选题范围
    医者与病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然而，对疾病加以治疗并不是医者的固有权利，病者常有选择是否求医的行为，医病关系是双向的社会关系。医病关系的社会性在于:治疗疾病并不仅仅针对人体身体的康复，更是一种个体与周遭环境进行调试的活动;治疗疾病也不仅仅依赖于医学技术的革新，更是一次双方心态与愿望的磨合。春秋战国时期的医者是一批中国较早的职业医者，他们也许是从巫者群体中分化出来。本文旨在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医者的知识来源、派别、代表人物，以及病者的社会活动与心态、诉求，进而考察医者与病者之间的关系。
    (三)概念界定
    1.医者
    顾名思义，医者自然是指医疗活动中担任诊疾辨治之重任的人物。医，《说文》谓“治病工也”。关于医者的划分标准有很多:按照授业模式可以分为世医和非世医;按照任职可以分为官医和地方医、草泽医;按照居所可以分为定居医和游方医;按照治疗效果可以分为良医、名医、神医和庸医、拙医;按照医学门类可以分为全科医、内科医、外科医、兽医、食医等。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医巫并用的时代，医者群体尚不庞大，巫术疗法仍相当盛行。本文讨论的医者，专指职业医者，不包含巫者。
    2.病者
    病者实际上是整个疾病治疗活动中的核心人物。他们甚至比医者还要重要，没有病者，医者与医学必然会失去存在的根基。病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真正被细菌感染而致病的病者;第二类是谎称自己患病的“(诈)病者”;第三类是被医者误诊的“病者”。对于第一类真正的病者而言，尽快治愈疾病恐怕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病者的心态对整个治疗过程与治疗效果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第二类装病的，’(诈)病者”来说，“患病”并不是本质问题，疾病正充当着一种隐喻。对于第三类被误诊的“病者”，他们祈求治愈疾病的迫切心情必然与第一类真正摧患疾病的病者一样，但如若一旦得知自己只是被误诊，喜悦与狂躁的复杂情绪必然在短期内难以消散。鉴于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并未出现被误诊的病者，本文不予探讨。
    3.医病关系
医病关系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医疗活动之中，它是指医者与病者(及亲友)之间的关系。医病关系直指医学的社会性，西方医史学家西格里斯认为:“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所处)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①医学治疗不单单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医病关系研究关注于医者与病者(及亲友)的互动，考察两个群体之间主动或被动的关系、沟通方式、医学伦理、医者威信、疾病治疗习俗、病者愿望、遵医态度等。医病关系形成于医疗活动之中，但并不一定随着医疗活动的结束而终止，医病关系会影响到双方日后的交往。
    (四)研究意义
    本论文以春秋战国时期医者与病者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点意义:
    第一，从学术角度而言，一方面是为了接续前人以增加上古史研究的视角，另一方面又是为了运用科学社会学方法来考察上古社会的疾病治疗现象。
    第二，从现实角度而言，对医者、病者与医病关系的研究，能够为目前医病关系的状况寻找到某种“历史经验”，’明辨中医医病关系模式与近代西医主导下医病关系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
二、研究现状
    台湾学者杜正胜早在《什么是新社会史》①中提出“生命的体认”研究纲目。后来，他又重点介绍了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五大内容②。这可以视为对医者、病者、医病关系展开研究的先声。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医者与病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其一，对历代医者特别是名医以及医疗机构的研究;其二，对病者活动与心态的研究;其三，对医病关系的研究。总体而言，第一类研究基本上围绕着医学思想的发展和医者的学术贡献而展开，是医史学界研究的主要方向，成果最为丰硕。第二类研究则非常匾乏，对疾病的关注③远远胜过对病者的关注。第三类研究兴起较晚，是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分枝，己有少量成果。现分述之:
(一)
对医者的研究主要归功于医史学界，己有相当多的成果。自陈邦贤先生提出医学史研究的三大问题，接踵其后的医学史著作都以此为职志④。与历代医者相关的论文更不胜枚举，马堪温和刘理想的宏观论述值得一看⑤。
    具体到春秋战国时期，学界对医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扁鹊，而对扁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证相关史料、出生地、医学成就与学派等问题。
    1.有关扁鹊的史料考证(活动年代与事迹)
    对于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任何研究扁鹊的学者都绕不开的难题，也是任何立论能否成立的前提。长期以来，学界对此异见迭出。陈邦贤先生在《中国医学史》中提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都被尊称为“扁鹊”的观点，即“良医通称说”。东人达则认为不应将扁鹊看做一人①。这种观点将“扁鹊”一名从各种抵悟的史料中抽离出来，而把所有涉及扁鹊的史料全都看作是春秋战国时期医者活动的史料。不过，这一观点也自始至终遭到诸多话难。郎需才认为东人达不对史料作出辨析的态度是偏驳的，重申“春秋初期说”②。龙伯坚认为赵简子病案可信，提出“春秋末期说”③。何爱华把扁鹊与秦武王之事当做信史，提出“战国中期说”④。另外，还有清代崔述的“寓言说”和刘铭恕的“印度说”⑤，但影响不大。
    应该指出的是，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⑥一书对扁鹊问题辨识最力，该书对有关扁鹊史料记载的抵悟之处作出深入分析，对以往成说做出相对公允的评价和总结，更对扁鹊学派有全面认识，客观上推动了对扁鹊的研究。
    2.扁鹊的出生地
    对于这个问题，学界也是聚讼纷纭。卢南乔认为扁鹊是齐渤海卢人，即今山东省长清县尸。杨木认为郭州是今河北省任丘县郭州镇⑧。逢振镐否定了“河北任丘说”，认为扁鹊是今山东省人⑨。张知寒认为扁鹊是古齐地之人，更可能是一个专管医药的氏族名⑩。何爱华不同意卢南乔的“卢人说”，也不赞同张志远和宋长贵的“郑人说”，认为扁鹊是战国齐都临淄郭阳人”。
    3.扁鹊的医学成就与学派
    对于扁鹊医学成就的讨论，其实并没有太多分歧，学界对其医学成就的研究集中在巫医之争、脉诊法、医学伦理等问题上①。而对扁鹊学派的研究，学界主要将其放置在齐派医学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虽然学界对医者的研究成果早己汗牛充栋②，但与本文第一章议题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
    1.医政关系研究
    梁峻《中国中医考试史论》③、王振国主编《中国古代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研究》④和廖育群《繁露下的岐黄春秋—宫廷医学与生生之政》⑥三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医政关系的佳作，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医政关系、医疗机构有所论述。高伟和姜辉对先秦时期的医官设置、官职称谓也有初步分析⑨。金仕起认为春秋晚期以降医政专官的建制逐渐完备，政府对于医药事业仅有利用之实，似乎并无尽力栽培之功⑦。
    2.医者派别研究
    陈直把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医学分为秦派医学和齐派医学⑧。何爱华将扁鹊师徒和淳于意师徒都列为齐派医学的代表人物⑨。刘庆文更对隋朝以前的齐派医学人物与传承谱系有所介绍⑩。王振国等人对齐派医学做出了一个清晰的定义’。
    除了以地域为标准划分医者派别之外，学界对以医术、著作为区分特征的医者派别也有一些研究。李伯聪《扁鹊与扁鹊学派研究》认为中国最早的医学学派是扁鹊学派。日本科技史家山田庆儿先生提出今本《黄帝内经》中存在着黄帝派、少师派、伯高派、少俞派、岐伯派①。
    3.医者形象研究
    山田庆儿对春秋战国至唐代扁鹊形象的十次变迁做出了细致分析②。韩健平则引入“箭垛式人物”概念，认为扁鹊事迹很有可能是传说的产物③。
(二)
    相对于蔚为大观的医者研究成果来说，学界对病者的专题研究仍相当匾乏。杨华总结了周秦汉初之际楚人的数种病占方法④，也就是说楚地先民在患病之后曾经做过病情预测。另外，学界对诈病、探病活动也有一些研究。程如海考证了诈病行为的源流与医治之法⑤。李建民深入分析了诈病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与文化内涵，“病夫易室”的结论更加耐人寻味⑥。曲柄睿、李阳接续李建民对于两汉探病现象的研究，从探病过程中地位分殊、空间变换的角度研究其对政治运作的影响⑦。林富士于宗教医疗史造诣颇深，他认为患病之人可能会因病修道⑧。
    值得注意的是，范家伟的三篇论文是对病者展开研究的典范之作。《白居易病者形象的呈现》梳理出白居易在诗文中对疾病的描绘及治病之法。《病者的社会活动》对唐代病者患病的社会活动进行论述。《病者拒药与命定论》则考察唐代病者拒药的原因，更对唐人追求长生与相信寿命有定的矛盾心态有所揭示。⑨
(三)
    学界对中国古代医病关系的研究尚少，但显然己经成为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一个势头强劲的分枝领域。关于中国历史上医病关系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现分述之:
    1.医学伦理角度(信任与责任)下的医病关系
    张大庆认为“病有六不治”原则是中国最早的医学伦理准则，旨在维护医者的尊严而不是病者的利益⑩。潘新丽提出病者之道的三种思想。张孙彪等人分析了造成医病关系和谐与紧张的因素Ca王敏认为择医是古代病人的难题，医病关系充满矛盾与张力②。涂丰恩也注意到医病关系中信任、责任与权力的博弈问题③。
    应该指出的是，对医业伦理变迁的精湛研究来自于雷祥麟，他对近代中医、西医的医病关系模式展开分析，充分展现了医者责任与病者信仰之间的异质化现象④。而祝平一对明清紧张的医病关系投射到宗教宇宙观上的研究，更显示出医学伦理与社会背景的互动情境⑤。
    除利用医案和民间俗语之外，私人日记也逐渐成为分析病者及亲友活动与心态的绝佳文本。叶宗宝和张瑞的文章都是极富启发意义的实证研究，使处在失语位置的病者得以描述自身的病痛体验。
    2.医疗纠纷角度下的医病关系
    张斌指出造成医疗纠纷有病者和医者各自的责任⑦。龙伟重点分析了民国时期医疗纠纷中医者、病者、卫生行政法规、医疗行政体制与社会团体所扮演的角色，更对民国时期医疗诉讼的类型、处理与存在问题等有充足论证⑧。
    马金生关于医疗纠纷的系列文章，特别是对医讼案的研究也颇有新意⑨。赵靖则以民国上海产科医疗纠纷个案为例，阐述了医病双方之间的指责与摩擦⑩。
    3一般医疗活动中的医病关系
    拙稿对汉初的医病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蒋竹山着重描绘了晚明士大夫祁彪佳对数种疾病的心态与行动，并对其医疗过程和医病之间的交往展开研究，2。这项研究实际上为家族史、都市生活史的研究注入了新元素—疾病与医疗活动。另外，邱仲麟对明代医者与病者的活动及其关系有详细研究①。谢娟和涂丰恩又分别对江南地区和徽州地区的医病活动进行了研究②，这种选取特定区域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着医疗活动的历史面貌。
    在医病互动中，医者与帝王之间的活动是较为特殊的。张哲嘉对医者力钧与病者光绪帝之间以及力钧与同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③。
    值得注意的是，诊金、酬劳与人际关系虽然不是影响医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但围绕着它们的调适与整合也常能看到医者道德、职业标准、病者话语权、医学权威等交织而成的复杂景象。王敏和尹倩的研究可谓这方面的佳作④。
    总之，从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医者与病者”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认识:其一，以往对春秋战国时期医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扁鹊，而对扁鹊的研究则集中在考证层面，近来对医者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于对社会背景与文化现状的考察;其二，对病者心态、诉求与社会活动的研究相对匾乏;其三，对医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与近代，特别是围绕着中西医冲突而展开地医病关系研究。
三、研究方案
    (一)研究目标、内容与创新点
    1.研究目标
    通过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医者的活动、病者的活动以及医病双方的活动，了解早期职业医者的内部分科、权威构建，揭示出病者复杂的心态、诉求，解读投射在医病双方活动之中的各种观念对于形塑该时期医病关系的影响。
    2.研究内容
    本议题的研究对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医者与病者，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重点讲述选题、研究意义，分层次梳理当前的研究状况。第二部分是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医者，主要讨论医者的知识来源、医者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地位、医者的类别与群体、医学学派、官医的业绩考核标准以及被司马迁形塑出来的神医扁鹊。第二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病者，重在还原病者患病之后围绕着疾痛治疗所展开地种种活动—病情预测、寻求治病之法，以及病者置身于社会网络之中时所出现的人际互动行为—探病活动、诈病活动，并分析参与者的心态、诉求。第三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病关系，医病关系并非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医者与病者的关系从属于治疗者与病者的关系，并讨论医疗资源的配置与医疗市场的规模，厘清医者与病者之间的关系一一和谐型、紧张型。第三部分是结语，总结全文并提出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3.创新点
    第一，在选题上创新。虽然学界对医者、医病关系的研究己有不少成果，但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医者与病者的整体研究。因此，本选题在借鉴学界己有成果的基础上，以春秋战国时期医者与病者的各种活动为中心，分析围绕着疾病所展开地人际交往、社会风俗、政治博弈等问题。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创新。通过分析医者、病者的各种活动，突破以疾病症候和治疗手段为中心的医学史书写模式，践行以“人”为中心的书写模式。
    第三，在观点上创新。在医学史研究中，往往出现(医者)“只见其术”、(病者)“只见其病”的弊端。本议题试图重点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疾病治疗活动中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
    (二)可行性方案
    1，文献研究法
    在史料上，特别注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结合;在研究成果上，特别注意对日本、港台地区类似研究的借鉴。力图在史料的收集和使用时甄别无误、旁征博引、科学分析，在参考前人成果时既摆脱他人的倾向性，又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
    2.跨学科研究法
    本议题涉及范围较广，在研究方法上以历史学的实证为根据，先行获取真实可信的资料，从不同角度解读相关文献，让资料富有活力。再以人类学的方法解读疾病治疗活动中的大众心理。
    3.统计分析法
    本议题将对部分复杂内容采取列表的形式加以展示，对各项要素进行简要的归纳、分析，以便直观反映本议题的某些重要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