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若干问题探究
发布时间:2019-01-06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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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一)选题缘由
首先,我在对清代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在清政权创立之初(包括后金时期),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往往在军事上身先士卒,为众将士之表率,且都颇具武功才干,由此奠定了清政权的根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君主即为其中典型。反观清入关后,自顺治时代起,在将近三百年的王朝战争史中,皇帝身先士卒、亲临沙场者,惟康熙皇帝一人;而纵览康熙一朝所历诸次统一战争(如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察哈尔叛乱、收复台湾、雅克萨抗俄保卫战、驱准保藏战争等)中,由康熙帝亲披甲胄者,亦惟征剿噶尔丹之战。
此外,天子亲征早自上古三代时即已出现,至周代亲征礼仪逐渐完备,标志着天子亲征作为一种帝王文化传统日益发展成熟。纵观中国两千余年皇朝史,如汉高祖、唐太宗、元世祖、明成祖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曾有过亲征之举。而康熙帝则是清入关后唯一、皇朝史上最后一位御驾亲征的帝王。
由此可见,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在特定的历史进程和视角中具有相对独特的地位和意义,故而也引发我对此问题的探究兴趣。
其次,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多集中在具体战役或清准关系方面的研究,且相对缺乏包含多问题、多角度和相对全面的整体性思考和探究,因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继续进行深入探究的空间和可能性。
最后,所选课题既符合专业研习领域,又基本符合个人研习兴趣,有较大可能作出一定成果。
(二)选题意义
首先,如前所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在有清一代的政治军事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且多年来学界对此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相关研究,但对于如亲征中的八旗与绿营等一些问题的研究涉及尚少,另外如对康熙帝亲征实际效果和影响、意义的认识等问题也存在进一步探究的空间。这说明此一课题仍然具有深入思考和努力探究的必要。
其次,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进行客观分析、厘清事实,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对康熙帝亲征的历史背景、内在动因、实施效果、对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等问题进行客观认识。
最后,研究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有益于我们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更好地建设和维护我国多民族统一的繁荣局面。
二、研究范围界定
1.本文主要围绕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这一宏观课题,选取其中若干小问题展开探究,故起讫时间应为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之间。然而据文章写作的实际需要,需将所涉及时间适度前推,以便对所研究问题的历史背景作必要的交待。
2.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并非简单的几场战役或几个断开的时间节点所能概括,故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将涉及自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清廷对战噶尔丹的整体进程。
3.本文所做研究并不是针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过程中的全部相关问题进行的,目前个人能力、见识所限,也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的研究,而是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这段历史进程中、就几个主要问题侧重进行探究。
三、主要文献与研究综述
(一)主要文献
目前关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研究所能参考的主要基本文献,笔者就其中已为掌握的文献,将其分为原始档案、官修史书、清人私家撰述等几类,以下择要简述:
1.原始档案类
①《宫中档·康熙朝奏折》,上世纪 70-80 年代,由台北故宫博物院系统整理出版,影印其处所藏康熙朝汉文、满文朱批奏折数千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②《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两部大型史料,则是上世纪 80-90 年代大陆地区先后整理出版的康熙朝奏折,基本囊括以上台湾所出诸份奏折,并补入一档馆所藏部分朱批奏折,亦进行部分取舍;
③《康熙朝起居注册》,系专记康熙一朝皇帝重要言行起居的第一手史料档册,在当时为起居注官在皇帝身边侍侧亲记,并未经过皇帝阅看、篡改,故可信度较高,为研究康熙朝历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材料,目前出版有整理标点本康熙起居注,进一步方便了研究应用;
④《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该书以时间先后为序,分若干专题进行史料的分别整理、收录,其中包括清代康熙时期中央与西藏问题的部分史料,与本文涉及内容有所关联;
⑤《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系台湾学者庄吉发摘译部分关于清代前期清政府与准噶尔间的满文史料,包括大量满文奏折,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⑥《清代档案史料选编》,是民国年间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史料旬刊》、《文献丛编》中清代档案史料的选编整理本。该选编收录了部分康熙朝有关噶尔丹问题的史料,虽数量有限,然其史料价值亦不可小视;
⑦《历史档案》等曾刊发有关噶尔丹时期的部分史料摘编,如《新译噶尔丹属下口供》等,都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2.官修史书类
①《清圣祖实录》,是清代官修记载康熙一朝重要事迹的史书,从中可大致把握康熙朝历史事件的基本脉络和发展情形。目前国内已出版大量清实录史料辑录,如《<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和《<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等,更加便于研究者查阅使用;
②《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是清代官修专门记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战争的纪事性本末体史书,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对于清、准双方数年战争期间及其前后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是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所必须参凭的重要文献;
③《清圣祖圣训》、《康熙庭训格言》和《清圣祖御制诗文集》等官修书籍,比较集中地记录和反映出康熙帝的思想、言行和心理等,有助于探究和理解其在亲征噶尔丹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等;
④《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清乾隆时官修纪传类史书,对研究清代外藩蒙古及新疆回部历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⑤《西域图志》,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后,命军机处方略馆敕修,全面记述了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学校、封爵、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等各方面情况,其中即包含很多有关准噶尔历史和现状的重要记述;
⑥《清会典》和《清会典事例》,系清代官修大型会典类书籍,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先后修订,至光绪朝会典及事例修成,则属五朝会典中集大成之一部。全书涉及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法令、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在清代政治制度和典章故事方面进行了解的便利;
⑦清官修八旗典制《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等,为了解和研究清代八旗制度提供了集中、相对原始的材料;
⑧《清通典》、《清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合称“清三通”,亦属清代极为重要的几部政书;
⑨《清史列传》和《清史稿》等,均系官修史书,前者系清国史馆编修,后者系以赵尔巽为总裁的清史馆组织编修,其中包括帝王本纪、兵志、藩部列传、藩部表和人物列传等对本文研究都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⑩清代及民国各地方所修方志资料中,如《甘肃通志》、《宁夏府志》等亦包含一些相关重要史料,值得重视。
3.清人私家撰述类
清人私家撰述颇多,仅列举几项较有代表性的文献,简要梳理。
①《东华录》,又分蒋氏和王氏所修两种,其撰写体例与官修实录相近,而又有一些为实录所不载的重要史料条目,可为实录之重要补充;
②《康熙政要》,清代章梫所纂,仿照《贞观政要》体例,分门别类对康熙帝的言行进行整理、编纂,是研究康熙帝所需的一部重要私人作品;
③《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秦边纪略》、《朔方备乘》等历史地理学类撰述,都涉及清代的边疆和民族,是研究清代边疆民族史的重要材料;
④《圣武记》、《皇朝武功纪盛》、《国朝柔远记》等著述,虽多建立在皇朝史观上进行著述,但其间仍不失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
⑤《圣驾亲征噶尔旦方略》、《圣祖北征行在述略》及《圣祖亲征朔漠日录》等私家撰著则更进一步补官史之不足,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研究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期间活动的重要史料;
⑥《张诚日记》、《徐日升日记》、《清代西人见闻录》等则汇集和选译了数位康熙时期在华的著名外国传教士对当时中国情况特别是边疆情况的私人著述,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
⑦《出塞纪略》、《出师塞北纪程》、《西征纪略》等清朝将领或官员的纪事类著作,为研究康熙帝亲征期间的史事,提供了较为直接可信的材料;
⑧如《啸亭杂录》、《听雨丛谈》等许多清时私著史料笔记,往往包罗万象,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其中部分材料尤可加以甄别选用。
此外,相关研究可用的上述三类历史文献还有为数不少,具体将在论文写作中运用体现,此不一一赘述。
(二)研究综述
1.有关准噶尔蒙古史的整体研究
前述三大类基本文献构成清代准噶尔问题诸多研究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在准噶尔史研究领域积累出较为丰富的成果。
(1)国内研究
我国在自民国时代至今的不同阶段,对于准噶尔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从未间断。
民国时期,即有萧一山《清代通史》、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孟森《清史讲义》等论著在研究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清代准噶尔历史问题,但相关研究数量毕竟较少且并不集中,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十分有限。但不可否认,这一阶段正式开启了我国对准噶尔史相关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也有少量研究著作中涉及到清代准噶尔史方面,如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1中即专门设有“康雍间之国内外诸民族”一节,其中就包括喀尔喀、准噶尔等部分,但在我国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中仍并不突出。到上世纪60 年代以后,“随着中俄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准噶尔史的研究已成为蒙古史、西北民族史、中俄关系史、中亚史、清史等领域中重要的研究课题”2。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准噶尔史研究正式进入快速、深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的准噶尔史研究也由此进入蓬勃发展期,这一发展期延续至今。以下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有关准噶尔史的整体研究,作一简要梳理。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关于准噶尔蒙古史的整体性研究日趋增多。首先从当时的集体性著作中来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共同编写的《准噶尔史略》3一书,该书系我国首部围绕准噶尔史进行较系统、全面和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从准噶尔部的历史缘起和兴衰历程、准噶尔部与清、俄等方面的关系演进以及准噶尔内部的经济、文化发展等多方面进行述论,在国内准噶尔史研究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与《史略》同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还有马汝珩、马大正合著《厄鲁特蒙古史论集》1、杜荣坤、白翠琴合著《西蒙古史研究》2等主题学术论文集,这些论文集精心收选了有关西蒙古史研究的代表性论作,涉及方面广泛、具有一定研究深度,是当时我国在西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的集结。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3中也包括了对清康雍乾三朝统一准噶尔历史进程的评述。此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80 年代末,由马大正、蔡家艺编著的《卫拉特蒙古史入门》4一书,也系统地对卫拉特蒙古的历史概况、研究所需各方面的史料简介及研究综述和研究展望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梳理,是对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为卫拉特蒙古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作用。
在个人著作方面,有杨建新所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5一书,对先后形成和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戎、匈奴、月氏、氐和羌、鲜卑、突厥、吐蕃、蒙古、维吾尔等诸多少数民族历史进行了深入且具体的研究,全书充满问题意识,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其中就包括对准噶尔这段历史的探究。
到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的准噶尔史研究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是出版了多部重要的集体性研究成果,包括由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蒙古族通史》6、内蒙古大学组织编写的《蒙古民族通史》7、新疆社科院牵头编写的《卫拉特蒙古简史》8等等。这些著作在普及相关历史的基础上做到述论结合,为准噶尔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
再者就是在相关著作方面,无论从质到量,都较之前有显著提升,代表性的有卢明辉针对有清一代蒙古各部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特别论及了蒙古各部与清朝关系、清朝的治蒙政策和清代蒙古社会经济状况等重点问题,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清代蒙古史研究著作9。杨学琛将清代各民族按照地理方位的分布,即满蒙、东北民族、西北民族、藏族以及南方各族等分别进行论述,其中也专门包含了对准噶尔兴衰历史的论述10。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11书中“清代对西北的大统一和各民族关系的新发展”一章论述到清代准噶尔与西北各民族的关系等问题。
新世纪以来,国内的准噶尔史研究依然蓬勃发展。其中对准噶尔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很多,简举几例。马汝珩在《清代西部历史论衡》1一书中重点论述了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其中对西北地区准噶尔部统一的论述占有相当比重。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2则依时间顺序,展开对以蒙古地区为中心的北疆民族发展史的梳理。
以上提到的主要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对准噶尔整体历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此外,有关准噶尔史方面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胜枚举,以下通过具体几方面分类,择要进行概述。①关于准噶尔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如金启孮研究了准噶尔部与清朝进行互市贸易不同阶段的历史情况,其中提出经济原因是噶尔丹失败结局不可忽视的影响3。蔡家艺则从准噶尔的畜牧业和农业发展两方面进行探究,以了解准噶尔部的社会经济状况。他提出准噶尔的畜牧业与其他蒙古诸部相比较,既有相同的特点,又有所不同。而对准噶尔的农业发展,他认为准噶尔的农业生产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准噶尔鼎盛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农业生产有密切关联4。王希隆对准噶尔统治新疆时期天山北路的农业经济分两个阶段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在不同阶段准噶尔在天山北路农业发展重心的变化、转移和各自特点5。齐清顺从准噶尔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对外经贸等四个侧面来探窥准噶尔的经济社会发展6,涉及角度较为全面,有益于进一步探究准噶尔的经济问题。
此外,在很多学位论文中,也不乏对准噶尔经济的研究、论述。如隋春兆在其硕士论文7。苏利德通过对十七世纪初卫拉特蒙古的兴起进行论述、分析,得出其在十七世纪初能够崛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当时周边各民族的发展局势,从而认为其崛兴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2。③关于准噶尔的宗教发展方面,如周峰着眼于清政府在对准噶尔的战争中间藏传佛教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相关分析探讨3,认为在清、准双方长达七十年的抗争中间,藏传佛教对双方的胜负起到重要作用。张付新在他的硕士论文4中从弘法、布施、王妃礼佛三个角度对准噶尔部与西藏的宗教关系进行了探讨。王力的博士论文5全文着眼于藏传佛教格鲁派与明末清初蒙古各部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文中专门探讨了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传播与西藏达赖喇嘛系统对蒙古诸部的影响。其中还专门探讨了准噶尔蒙古与西藏格鲁派之间的关系,重点即放在噶尔丹统治时期的准噶尔。文章另对五世达赖喇嘛参与到清、准间关系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徐长菊、张晓松对藏传佛教在准噶尔的传播发展作了专门研究6,按照准噶尔部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时期,分别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发展进行探究。文章认为藏传佛教在准噶尔得到传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准噶尔各级封建主的支持和倡导,并且提出其宗教传播对准噶尔的文化风俗及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李振洲的硕士论文7也专门细致探讨了藏传佛教在准噶尔部的传播及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准噶尔的对外关系方面,相关研究较为广泛,大体包括以下几个研究方向。在准、俄关系方面,如马曼丽对噶尔丹与俄国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探究8,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噶尔丹覆亡近三十年的准、俄关系入手,分析其间不同时期的双方关系演变,认为噶尔丹对俄关系的处理上,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汪强的硕士论文9同样依照准噶尔与俄国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分别进行探讨,是对这一问题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范丽君立足于对俄文史料的发掘利用,进一步探究了噶尔丹时期准噶尔与俄国间关系10。
在准噶尔与哈萨克之间关系方面,如赵卫宾以准噶尔与哈萨克间的政治关系为题,选取 1680-1745 年这段时期,对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演进历程作了详要探中,对准噶尔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选取几个角度进行了探究。
关于准噶尔部落的缘起和发展史方面,如魏英邦分章次细致梳理了十七世纪以来蒙古各部的发展演进,详要研究了十七到十八世纪间蒙古族的社会组织、部落迁徙、盟旗划分的起源和各部与清中央关系的演进等8。邢洁晨就准噶尔部的名称由来和涵义、准噶尔部的历史形成过程进行探究,对于准噶尔的形成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从而有利于引发学界对准噶尔部形成史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乌云毕力格则专门对十七世纪蒙古卫拉特各部的游牧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1,提出准、哈政治关系史,是当时中亚草原地区各部势力关系发展史中的重要一部分。蔡家艺亦对十八世纪前期的准、哈关系做了探讨2,具体分析了双方关系演进特别是长期处于对抗、纷争状态中各自扮演的角色,认为双方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的起因在于各自利益的争夺,因此不能将其完全看作是准噶尔单方面对哈萨克的侵略扩张。在准噶尔与其他蒙古诸部间关系方面,如梁丽霞发表了有关十七世纪前后和硕特蒙古与准噶尔间关系的研究性文章3,具体分析了双方关系形成的原因、其特点以及影响,并将双方关系的演变总结概括为相互角逐到双雄并立再到决裂的历史过程。巴根那的博士论文4则围绕十六至十七世纪卫拉特与喀尔喀两大蒙古部族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在准噶尔与西藏关系方面,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张植华对噶尔丹与西藏僧俗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5。文章从噶尔丹与西藏产生联系的开始到发展,对双方间形成类似结盟关系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又如前文提及王力的博士论文中,即重点探讨了准噶尔蒙古与西藏格鲁派达赖喇嘛系统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张付新的硕士论文则是从宗教层面入手,研究准、藏间关系。梁俊艳博士对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准噶尔侵扰西藏问题做了研究6,文章对准噶尔入侵西藏的过程、其在西藏统治三年之中的情况进行了梳理、探析,并进一步分析了准噶尔统治西藏以失败收场的原因及其失败后客观上带来的历史影响。
在准噶尔与清朝关系方面,如黑龙博士的学位论文7对噶尔丹统治时期的准、清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运用大量蒙文、满文等材料,对准清关系发展演进中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思路。宝音特古斯的博士论文8以“六世达赖喇嘛事件”为中心,综合研究策妄阿拉布坦时期的卫(卫拉特,主要涉及准噶尔与和硕特)、清、藏三者间的复杂关系,从宏观上看待这段纷杂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一些独到观点。与上述两位学者不同,齐清顺拉长时间段进行考察,梳理和分析清、准百年间关系发展脉络9,虽然在研究的深入程度上稍显不足,但对于从整体上初步了解和把握清、准关系的发展史而言则十分有益。
此外,相关研究还有很多,如蔡家艺从准噶尔人抵抗俄国侵略、反对噶尔丹之乱和对国家西北地区统一、对天山北路的开发等几方面详论了准噶尔人的历史贡献1等。
以上综述即为国内对准噶尔蒙古史及整体卫拉特蒙古历史的研究现状,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国外研究
目前国外学者们对于准噶尔史的研究也十分广泛,以下列举几例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简要说明。
①摘译类研究成果:
在国内准噶尔史研究日益丰富成熟的同时,国外对于清代准噶尔问题亦早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且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就已有众多代表性成果被陆续选译刊发。其中对这些国外研究成果译刊较为集中的有《蒙古学资料与情报》、《蒙古学信息》和《民族译丛》等,在 80-90 年代集中译刊了一定数量的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日本学者宫胁淳子在对喀尔喀蒙古附清、准清冲突等问题的研究2、羽田明对于准噶尔蒙古起源和发展历程的研究3、若松宽对准噶尔汗国形成过程的探究4、柳泽明对噶尔丹东征喀尔喀后喀尔喀与俄国之间联系的研究5,以及前苏联学者 C·Ц ·迪雷科夫围绕卫拉特蒙古封建法问题展开的探究6等。
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编译的《民族史译文集》(分多期)中也前后收录有部分准噶尔史相关的国外研究成果选译。主要包括:日本学者佐口透《准噶尔部历史和社会经济概述——<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一书摘译》7、俄罗斯学者И ·И ·约里什《蒙古学》8、В ·Л ·科特维奇《有关十七—十八世纪与卫拉特人交往的俄国档案文献》9、И ·Я ·兹拉特金《<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绪论》10等。
另外,类似这类摘译性资料,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等合编的《卫拉特蒙古历史译文汇集》(2005 年)集中收录了包括俄文、英文、法文、日文等多种与卫拉特蒙古史紧密相关的珍贵译文资料,具有相当的研究利用价值。
上述这些摘译的国外研究成果,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值得称道,这些国外研究者们克服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先天障碍,广泛利用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密地研究,这种执着的科研精神值得我们努力学习。
②专著类研究成果:
以上所简单列举的只是一些相对零散、并不能体现其研究系统性、完整性的一些节选、摘译成果,尚不能构成国外准噶尔史相关研究成果的主体性部分。而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主体性部分则是学者们建立在各自较为系统、深入的完整性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论著,以下选择其中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术论著进行简要评介。
首先,国外对于准噶尔史方面的整体研究,较具代表性的当属前苏联蒙古学家伊·亚·兹拉特金对准噶尔汗国百余年历史进行的系统研究1。全书上溯到十五至十六世纪的西蒙古,下述至清朝统一准噶尔、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跨度三个世纪。作者运用大量已发表或未发表过的档案材料,以及大量的蒙古和中国史料,在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不但尽力还原准噶尔汗国的形成、发展、壮大到覆亡的全部历史进程,而且还阐述了准噶尔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重要问题。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学者宫胁淳子对准噶尔这个蒙古族史上最后的游牧帝国的兴衰历程所做的细致研究2。该书别出心裁,一反传统研究多按照时间先后发展顺序进行编排的行文思路,采用倒叙和反思式回溯的研究思路,即先从噶尔丹败于清军这一重大历史折点入手进行反思、深入分析,进而提出“所谓的准噶尔是什么”的问题,顺着此问题,进行对准噶尔历史的回溯,从而对蒙古帝国的传统、准噶尔的崛起和灭亡等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推动了对准噶尔问题的研究。
其次,国外对于蒙古社会制度和历史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也较为突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前苏联著名蒙古学研究家Б ·Я ·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著《蒙古社会制度史》一书3。这部书是作者倾注心血著成,是其一生的代表著作,直至作者突然去世前,面对病痛折磨却仍惦记这部书的写作。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掌握和研读,对蒙古社会制度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提出“蒙古游牧封建制度史也就是蒙古人的社会制度史”的观点。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篇,分别进行 11-13 世纪、14-17世纪和近代蒙古人的社会制度研究,从而探索蒙古封建制度的萌芽、成长、发展和兴盛以至解体。该书在蒙古社会制度史的研究领域中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之作。
具体到清代的蒙古社会制度研究,日本学者田山茂所著《清代蒙古社会制度》1一书,则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该书分明、清两代各成一篇,分别对两代的蒙古社会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涉及的比重和深度上仍以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研究为主。本书最大特点即在于对清代蒙古地区实行的札萨克旗制进行剖解式研究,进一步阐述了清代蒙古札萨克旗的建立、组织和机能等基本问题,对札萨克旗制在蒙古社会制度中所占地位及影响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社会制度方面,日本学者佐口透所著《十八-十九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2一书虽表面看与蒙古无涉,但实际上准噶尔蒙古在清代历史上的主要活动范围即在新疆地区,特别到噶尔丹势力极盛时更是统摄天山南北两路,故而本书特别是第一章对于噶尔丹时期的准噶尔研究亦有相当借鉴意义。
对于蒙古社会的历史宗教方面,日本学者若松宽所做的研究较具代表性3,《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是其在清代蒙古历史和宗教两大领域的论作文集,涉及内容广泛,而其中有关准噶尔方面进行的研究仍占相当比重,特别是上篇中对准噶尔汗国历史的大篇幅论述及下篇中的有关济隆活佛等研究则更与本文涉及的研究问题紧密关联。
此外,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中还有一大类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清朝和俄国等多方面关系和各自基本情况,值得把握利用,以期弥补在此问题上国内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4。
2.关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研究
学界对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的研究广泛而复杂,国内外学界从若干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究。综合来看,大体上可分为几个方面:
(1)相关整体性研究
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所做的整体性研究,国内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李秀梅对清朝统一准噶尔前后七十年历史过程的研究5,其中就包括对康熙帝处理噶尔丹问题由“和”到“战”的研究,从清朝的高层决策入手,深化对康熙帝亲征噶尔
丹问题的再认识。蒙古学学者黑龙的博士论文则专门对噶尔丹统治时期的准清关系进行深入研究1,依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重点探讨分析了准清八年战争间双方关系的发展演变,最终进而探究准噶尔蒙古的兴衰对清朝奠定国家疆域版图的影响。国外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成果有美国历史学家濮德培(Peter C.Perdue)对清朝征服欧亚大陆腹地这段宏阔历史的研究2,其中重点分析了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历史过程,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此外,史景迁(JonathanD. Spence)在对康熙帝个人政治军事等经历所作的整体论述文章3中,也专门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军事行动作了相关探究。
(2)从军事分析的角度研究
这方面研究较为集中,主要围绕康熙帝亲征期间乌兰布通、昭莫多两场重要战役展开。其中,如袁森坡、张羽新4都对乌兰布通之战进行了探讨,袁森坡提出了乌兰布通之战所产生的包括对准噶尔力量的削弱、加强对蒙古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八旗军未能取胜的内在原因。张羽新则重点对乌兰布通之战进行细致梳理,通过研究指出清官方宣称乌兰布通清军大败准军的不实,并具体分析了准噶尔方面的求和问题以及其所遭受损失的原因、八旗军队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等问题。洪用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乌兰布通和昭莫多两场清准间重大战役均作了相关研究5,在细致梳理两场战役背景、过程的同时,更通过对清准双方在军事、经济、组织以及人心等多方面的整体对比,进一步分析两场战役胜负结局的深层原因。王思治也对昭莫多战役及其康熙帝的决策作了专门探讨6,特别是提出了对传统清官方“噶尔丹自克鲁伦惊溃奔逃”的说法提出质疑和反对,进而从多方面举证认为噶尔丹弃守克鲁伦有其自身深层考虑。进入本世纪以来,部分蒙古学学者如齐木德道尔吉、黑龙等又都对康熙帝亲征中的军事战役问题作了分析7,充分运用满文、蒙文材料,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若干新思路。不单是以上对特定某场军事战役的分析,对康熙帝亲征行动的整体性分析研究也不为少见,如任凭对康熙帝前后八年的亲征活动进行全面对比述评1,并围绕战争爆发的背景、深层原因及康熙帝亲征的历史意义等作了深入分析。此外,如王子林等还从清军当时的武器装备方面入手分析2,从中既可看出当时清军在火器装备上的大致状况,也能更直观地了解清军作战中所具备的相应优势。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一)选题缘由
首先,我在对清代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在清政权创立之初(包括后金时期),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往往在军事上身先士卒,为众将士之表率,且都颇具武功才干,由此奠定了清政权的根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君主即为其中典型。反观清入关后,自顺治时代起,在将近三百年的王朝战争史中,皇帝身先士卒、亲临沙场者,惟康熙皇帝一人;而纵览康熙一朝所历诸次统一战争(如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察哈尔叛乱、收复台湾、雅克萨抗俄保卫战、驱准保藏战争等)中,由康熙帝亲披甲胄者,亦惟征剿噶尔丹之战。
此外,天子亲征早自上古三代时即已出现,至周代亲征礼仪逐渐完备,标志着天子亲征作为一种帝王文化传统日益发展成熟。纵观中国两千余年皇朝史,如汉高祖、唐太宗、元世祖、明成祖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都曾有过亲征之举。而康熙帝则是清入关后唯一、皇朝史上最后一位御驾亲征的帝王。
由此可见,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在特定的历史进程和视角中具有相对独特的地位和意义,故而也引发我对此问题的探究兴趣。
其次,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多集中在具体战役或清准关系方面的研究,且相对缺乏包含多问题、多角度和相对全面的整体性思考和探究,因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继续进行深入探究的空间和可能性。
最后,所选课题既符合专业研习领域,又基本符合个人研习兴趣,有较大可能作出一定成果。
(二)选题意义
首先,如前所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在有清一代的政治军事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且多年来学界对此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相关研究,但对于如亲征中的八旗与绿营等一些问题的研究涉及尚少,另外如对康熙帝亲征实际效果和影响、意义的认识等问题也存在进一步探究的空间。这说明此一课题仍然具有深入思考和努力探究的必要。
其次,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进行客观分析、厘清事实,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对康熙帝亲征的历史背景、内在动因、实施效果、对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影响等问题进行客观认识。
最后,研究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有益于我们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更好地建设和维护我国多民族统一的繁荣局面。
二、研究范围界定
1.本文主要围绕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这一宏观课题,选取其中若干小问题展开探究,故起讫时间应为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之间。然而据文章写作的实际需要,需将所涉及时间适度前推,以便对所研究问题的历史背景作必要的交待。
2.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并非简单的几场战役或几个断开的时间节点所能概括,故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将涉及自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清廷对战噶尔丹的整体进程。
3.本文所做研究并不是针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过程中的全部相关问题进行的,目前个人能力、见识所限,也很难做到面面俱到的研究,而是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这段历史进程中、就几个主要问题侧重进行探究。
三、主要文献与研究综述
(一)主要文献
目前关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研究所能参考的主要基本文献,笔者就其中已为掌握的文献,将其分为原始档案、官修史书、清人私家撰述等几类,以下择要简述:
1.原始档案类
①《宫中档·康熙朝奏折》,上世纪 70-80 年代,由台北故宫博物院系统整理出版,影印其处所藏康熙朝汉文、满文朱批奏折数千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②《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两部大型史料,则是上世纪 80-90 年代大陆地区先后整理出版的康熙朝奏折,基本囊括以上台湾所出诸份奏折,并补入一档馆所藏部分朱批奏折,亦进行部分取舍;
③《康熙朝起居注册》,系专记康熙一朝皇帝重要言行起居的第一手史料档册,在当时为起居注官在皇帝身边侍侧亲记,并未经过皇帝阅看、篡改,故可信度较高,为研究康熙朝历史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材料,目前出版有整理标点本康熙起居注,进一步方便了研究应用;
④《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该书以时间先后为序,分若干专题进行史料的分别整理、收录,其中包括清代康熙时期中央与西藏问题的部分史料,与本文涉及内容有所关联;
⑤《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系台湾学者庄吉发摘译部分关于清代前期清政府与准噶尔间的满文史料,包括大量满文奏折,具有珍贵史料价值;
⑥《清代档案史料选编》,是民国年间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史料旬刊》、《文献丛编》中清代档案史料的选编整理本。该选编收录了部分康熙朝有关噶尔丹问题的史料,虽数量有限,然其史料价值亦不可小视;
⑦《历史档案》等曾刊发有关噶尔丹时期的部分史料摘编,如《新译噶尔丹属下口供》等,都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2.官修史书类
①《清圣祖实录》,是清代官修记载康熙一朝重要事迹的史书,从中可大致把握康熙朝历史事件的基本脉络和发展情形。目前国内已出版大量清实录史料辑录,如《<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和《<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等,更加便于研究者查阅使用;
②《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是清代官修专门记述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战争的纪事性本末体史书,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对于清、准双方数年战争期间及其前后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是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所必须参凭的重要文献;
③《清圣祖圣训》、《康熙庭训格言》和《清圣祖御制诗文集》等官修书籍,比较集中地记录和反映出康熙帝的思想、言行和心理等,有助于探究和理解其在亲征噶尔丹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等;
④《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清乾隆时官修纪传类史书,对研究清代外藩蒙古及新疆回部历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⑤《西域图志》,乾隆帝平定准噶尔后,命军机处方略馆敕修,全面记述了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学校、封爵、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等各方面情况,其中即包含很多有关准噶尔历史和现状的重要记述;
⑥《清会典》和《清会典事例》,系清代官修大型会典类书籍,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先后修订,至光绪朝会典及事例修成,则属五朝会典中集大成之一部。全书涉及有清一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法令、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在清代政治制度和典章故事方面进行了解的便利;
⑦清官修八旗典制《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等,为了解和研究清代八旗制度提供了集中、相对原始的材料;
⑧《清通典》、《清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合称“清三通”,亦属清代极为重要的几部政书;
⑨《清史列传》和《清史稿》等,均系官修史书,前者系清国史馆编修,后者系以赵尔巽为总裁的清史馆组织编修,其中包括帝王本纪、兵志、藩部列传、藩部表和人物列传等对本文研究都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⑩清代及民国各地方所修方志资料中,如《甘肃通志》、《宁夏府志》等亦包含一些相关重要史料,值得重视。
3.清人私家撰述类
清人私家撰述颇多,仅列举几项较有代表性的文献,简要梳理。
①《东华录》,又分蒋氏和王氏所修两种,其撰写体例与官修实录相近,而又有一些为实录所不载的重要史料条目,可为实录之重要补充;
②《康熙政要》,清代章梫所纂,仿照《贞观政要》体例,分门别类对康熙帝的言行进行整理、编纂,是研究康熙帝所需的一部重要私人作品;
③《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秦边纪略》、《朔方备乘》等历史地理学类撰述,都涉及清代的边疆和民族,是研究清代边疆民族史的重要材料;
④《圣武记》、《皇朝武功纪盛》、《国朝柔远记》等著述,虽多建立在皇朝史观上进行著述,但其间仍不失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
⑤《圣驾亲征噶尔旦方略》、《圣祖北征行在述略》及《圣祖亲征朔漠日录》等私家撰著则更进一步补官史之不足,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研究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期间活动的重要史料;
⑥《张诚日记》、《徐日升日记》、《清代西人见闻录》等则汇集和选译了数位康熙时期在华的著名外国传教士对当时中国情况特别是边疆情况的私人著述,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
⑦《出塞纪略》、《出师塞北纪程》、《西征纪略》等清朝将领或官员的纪事类著作,为研究康熙帝亲征期间的史事,提供了较为直接可信的材料;
⑧如《啸亭杂录》、《听雨丛谈》等许多清时私著史料笔记,往往包罗万象,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其中部分材料尤可加以甄别选用。
此外,相关研究可用的上述三类历史文献还有为数不少,具体将在论文写作中运用体现,此不一一赘述。
(二)研究综述
1.有关准噶尔蒙古史的整体研究
前述三大类基本文献构成清代准噶尔问题诸多研究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在准噶尔史研究领域积累出较为丰富的成果。
(1)国内研究
我国在自民国时代至今的不同阶段,对于准噶尔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从未间断。
民国时期,即有萧一山《清代通史》、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孟森《清史讲义》等论著在研究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清代准噶尔历史问题,但相关研究数量毕竟较少且并不集中,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十分有限。但不可否认,这一阶段正式开启了我国对准噶尔史相关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也有少量研究著作中涉及到清代准噶尔史方面,如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1中即专门设有“康雍间之国内外诸民族”一节,其中就包括喀尔喀、准噶尔等部分,但在我国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中仍并不突出。到上世纪60 年代以后,“随着中俄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准噶尔史的研究已成为蒙古史、西北民族史、中俄关系史、中亚史、清史等领域中重要的研究课题”2。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准噶尔史研究正式进入快速、深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的准噶尔史研究也由此进入蓬勃发展期,这一发展期延续至今。以下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有关准噶尔史的整体研究,作一简要梳理。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关于准噶尔蒙古史的整体性研究日趋增多。首先从当时的集体性著作中来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共同编写的《准噶尔史略》3一书,该书系我国首部围绕准噶尔史进行较系统、全面和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从准噶尔部的历史缘起和兴衰历程、准噶尔部与清、俄等方面的关系演进以及准噶尔内部的经济、文化发展等多方面进行述论,在国内准噶尔史研究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与《史略》同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还有马汝珩、马大正合著《厄鲁特蒙古史论集》1、杜荣坤、白翠琴合著《西蒙古史研究》2等主题学术论文集,这些论文集精心收选了有关西蒙古史研究的代表性论作,涉及方面广泛、具有一定研究深度,是当时我国在西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的集结。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3中也包括了对清康雍乾三朝统一准噶尔历史进程的评述。此外,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80 年代末,由马大正、蔡家艺编著的《卫拉特蒙古史入门》4一书,也系统地对卫拉特蒙古的历史概况、研究所需各方面的史料简介及研究综述和研究展望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梳理,是对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为卫拉特蒙古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作用。
在个人著作方面,有杨建新所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5一书,对先后形成和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戎、匈奴、月氏、氐和羌、鲜卑、突厥、吐蕃、蒙古、维吾尔等诸多少数民族历史进行了深入且具体的研究,全书充满问题意识,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其中就包括对准噶尔这段历史的探究。
到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的准噶尔史研究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是出版了多部重要的集体性研究成果,包括由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蒙古族通史》6、内蒙古大学组织编写的《蒙古民族通史》7、新疆社科院牵头编写的《卫拉特蒙古简史》8等等。这些著作在普及相关历史的基础上做到述论结合,为准噶尔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成果。
再者就是在相关著作方面,无论从质到量,都较之前有显著提升,代表性的有卢明辉针对有清一代蒙古各部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特别论及了蒙古各部与清朝关系、清朝的治蒙政策和清代蒙古社会经济状况等重点问题,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清代蒙古史研究著作9。杨学琛将清代各民族按照地理方位的分布,即满蒙、东北民族、西北民族、藏族以及南方各族等分别进行论述,其中也专门包含了对准噶尔兴衰历史的论述10。杨建新、马曼丽主编《西北民族关系史》11书中“清代对西北的大统一和各民族关系的新发展”一章论述到清代准噶尔与西北各民族的关系等问题。
新世纪以来,国内的准噶尔史研究依然蓬勃发展。其中对准噶尔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很多,简举几例。马汝珩在《清代西部历史论衡》1一书中重点论述了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的统一,其中对西北地区准噶尔部统一的论述占有相当比重。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2则依时间顺序,展开对以蒙古地区为中心的北疆民族发展史的梳理。
以上提到的主要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对准噶尔整体历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此外,有关准噶尔史方面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胜枚举,以下通过具体几方面分类,择要进行概述。①关于准噶尔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如金启孮研究了准噶尔部与清朝进行互市贸易不同阶段的历史情况,其中提出经济原因是噶尔丹失败结局不可忽视的影响3。蔡家艺则从准噶尔的畜牧业和农业发展两方面进行探究,以了解准噶尔部的社会经济状况。他提出准噶尔的畜牧业与其他蒙古诸部相比较,既有相同的特点,又有所不同。而对准噶尔的农业发展,他认为准噶尔的农业生产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准噶尔鼎盛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农业生产有密切关联4。王希隆对准噶尔统治新疆时期天山北路的农业经济分两个阶段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在不同阶段准噶尔在天山北路农业发展重心的变化、转移和各自特点5。齐清顺从准噶尔经济发展中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对外经贸等四个侧面来探窥准噶尔的经济社会发展6,涉及角度较为全面,有益于进一步探究准噶尔的经济问题。
此外,在很多学位论文中,也不乏对准噶尔经济的研究、论述。如隋春兆在其硕士论文7。苏利德通过对十七世纪初卫拉特蒙古的兴起进行论述、分析,得出其在十七世纪初能够崛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当时周边各民族的发展局势,从而认为其崛兴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2。③关于准噶尔的宗教发展方面,如周峰着眼于清政府在对准噶尔的战争中间藏传佛教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相关分析探讨3,认为在清、准双方长达七十年的抗争中间,藏传佛教对双方的胜负起到重要作用。张付新在他的硕士论文4中从弘法、布施、王妃礼佛三个角度对准噶尔部与西藏的宗教关系进行了探讨。王力的博士论文5全文着眼于藏传佛教格鲁派与明末清初蒙古各部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文中专门探讨了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的传播与西藏达赖喇嘛系统对蒙古诸部的影响。其中还专门探讨了准噶尔蒙古与西藏格鲁派之间的关系,重点即放在噶尔丹统治时期的准噶尔。文章另对五世达赖喇嘛参与到清、准间关系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徐长菊、张晓松对藏传佛教在准噶尔的传播发展作了专门研究6,按照准噶尔部兴起和发展的历史时期,分别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发展进行探究。文章认为藏传佛教在准噶尔得到传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准噶尔各级封建主的支持和倡导,并且提出其宗教传播对准噶尔的文化风俗及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李振洲的硕士论文7也专门细致探讨了藏传佛教在准噶尔部的传播及所产生的影响。
关于准噶尔的对外关系方面,相关研究较为广泛,大体包括以下几个研究方向。在准、俄关系方面,如马曼丽对噶尔丹与俄国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探究8,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噶尔丹覆亡近三十年的准、俄关系入手,分析其间不同时期的双方关系演变,认为噶尔丹对俄关系的处理上,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汪强的硕士论文9同样依照准噶尔与俄国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分别进行探讨,是对这一问题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范丽君立足于对俄文史料的发掘利用,进一步探究了噶尔丹时期准噶尔与俄国间关系10。
在准噶尔与哈萨克之间关系方面,如赵卫宾以准噶尔与哈萨克间的政治关系为题,选取 1680-1745 年这段时期,对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演进历程作了详要探中,对准噶尔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选取几个角度进行了探究。
关于准噶尔部落的缘起和发展史方面,如魏英邦分章次细致梳理了十七世纪以来蒙古各部的发展演进,详要研究了十七到十八世纪间蒙古族的社会组织、部落迁徙、盟旗划分的起源和各部与清中央关系的演进等8。邢洁晨就准噶尔部的名称由来和涵义、准噶尔部的历史形成过程进行探究,对于准噶尔的形成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从而有利于引发学界对准噶尔部形成史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乌云毕力格则专门对十七世纪蒙古卫拉特各部的游牧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1,提出准、哈政治关系史,是当时中亚草原地区各部势力关系发展史中的重要一部分。蔡家艺亦对十八世纪前期的准、哈关系做了探讨2,具体分析了双方关系演进特别是长期处于对抗、纷争状态中各自扮演的角色,认为双方之间不断发生战争的起因在于各自利益的争夺,因此不能将其完全看作是准噶尔单方面对哈萨克的侵略扩张。在准噶尔与其他蒙古诸部间关系方面,如梁丽霞发表了有关十七世纪前后和硕特蒙古与准噶尔间关系的研究性文章3,具体分析了双方关系形成的原因、其特点以及影响,并将双方关系的演变总结概括为相互角逐到双雄并立再到决裂的历史过程。巴根那的博士论文4则围绕十六至十七世纪卫拉特与喀尔喀两大蒙古部族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在准噶尔与西藏关系方面,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张植华对噶尔丹与西藏僧俗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5。文章从噶尔丹与西藏产生联系的开始到发展,对双方间形成类似结盟关系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又如前文提及王力的博士论文中,即重点探讨了准噶尔蒙古与西藏格鲁派达赖喇嘛系统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张付新的硕士论文则是从宗教层面入手,研究准、藏间关系。梁俊艳博士对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准噶尔侵扰西藏问题做了研究6,文章对准噶尔入侵西藏的过程、其在西藏统治三年之中的情况进行了梳理、探析,并进一步分析了准噶尔统治西藏以失败收场的原因及其失败后客观上带来的历史影响。
在准噶尔与清朝关系方面,如黑龙博士的学位论文7对噶尔丹统治时期的准、清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运用大量蒙文、满文等材料,对准清关系发展演进中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思路。宝音特古斯的博士论文8以“六世达赖喇嘛事件”为中心,综合研究策妄阿拉布坦时期的卫(卫拉特,主要涉及准噶尔与和硕特)、清、藏三者间的复杂关系,从宏观上看待这段纷杂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一些独到观点。与上述两位学者不同,齐清顺拉长时间段进行考察,梳理和分析清、准百年间关系发展脉络9,虽然在研究的深入程度上稍显不足,但对于从整体上初步了解和把握清、准关系的发展史而言则十分有益。
此外,相关研究还有很多,如蔡家艺从准噶尔人抵抗俄国侵略、反对噶尔丹之乱和对国家西北地区统一、对天山北路的开发等几方面详论了准噶尔人的历史贡献1等。
以上综述即为国内对准噶尔蒙古史及整体卫拉特蒙古历史的研究现状,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国外研究
目前国外学者们对于准噶尔史的研究也十分广泛,以下列举几例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简要说明。
①摘译类研究成果:
在国内准噶尔史研究日益丰富成熟的同时,国外对于清代准噶尔问题亦早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且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就已有众多代表性成果被陆续选译刊发。其中对这些国外研究成果译刊较为集中的有《蒙古学资料与情报》、《蒙古学信息》和《民族译丛》等,在 80-90 年代集中译刊了一定数量的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日本学者宫胁淳子在对喀尔喀蒙古附清、准清冲突等问题的研究2、羽田明对于准噶尔蒙古起源和发展历程的研究3、若松宽对准噶尔汗国形成过程的探究4、柳泽明对噶尔丹东征喀尔喀后喀尔喀与俄国之间联系的研究5,以及前苏联学者 C·Ц ·迪雷科夫围绕卫拉特蒙古封建法问题展开的探究6等。
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编译的《民族史译文集》(分多期)中也前后收录有部分准噶尔史相关的国外研究成果选译。主要包括:日本学者佐口透《准噶尔部历史和社会经济概述——<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一书摘译》7、俄罗斯学者И ·И ·约里什《蒙古学》8、В ·Л ·科特维奇《有关十七—十八世纪与卫拉特人交往的俄国档案文献》9、И ·Я ·兹拉特金《<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绪论》10等。
另外,类似这类摘译性资料,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等合编的《卫拉特蒙古历史译文汇集》(2005 年)集中收录了包括俄文、英文、法文、日文等多种与卫拉特蒙古史紧密相关的珍贵译文资料,具有相当的研究利用价值。
上述这些摘译的国外研究成果,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值得称道,这些国外研究者们克服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先天障碍,广泛利用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密地研究,这种执着的科研精神值得我们努力学习。
②专著类研究成果:
以上所简单列举的只是一些相对零散、并不能体现其研究系统性、完整性的一些节选、摘译成果,尚不能构成国外准噶尔史相关研究成果的主体性部分。而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主体性部分则是学者们建立在各自较为系统、深入的完整性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论著,以下选择其中较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术论著进行简要评介。
首先,国外对于准噶尔史方面的整体研究,较具代表性的当属前苏联蒙古学家伊·亚·兹拉特金对准噶尔汗国百余年历史进行的系统研究1。全书上溯到十五至十六世纪的西蒙古,下述至清朝统一准噶尔、准噶尔汗国覆灭,前后跨度三个世纪。作者运用大量已发表或未发表过的档案材料,以及大量的蒙古和中国史料,在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不但尽力还原准噶尔汗国的形成、发展、壮大到覆亡的全部历史进程,而且还阐述了准噶尔内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重要问题。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学者宫胁淳子对准噶尔这个蒙古族史上最后的游牧帝国的兴衰历程所做的细致研究2。该书别出心裁,一反传统研究多按照时间先后发展顺序进行编排的行文思路,采用倒叙和反思式回溯的研究思路,即先从噶尔丹败于清军这一重大历史折点入手进行反思、深入分析,进而提出“所谓的准噶尔是什么”的问题,顺着此问题,进行对准噶尔历史的回溯,从而对蒙古帝国的传统、准噶尔的崛起和灭亡等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推动了对准噶尔问题的研究。
其次,国外对于蒙古社会制度和历史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也较为突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前苏联著名蒙古学研究家Б ·Я ·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著《蒙古社会制度史》一书3。这部书是作者倾注心血著成,是其一生的代表著作,直至作者突然去世前,面对病痛折磨却仍惦记这部书的写作。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掌握和研读,对蒙古社会制度进行深入思考和研究,提出“蒙古游牧封建制度史也就是蒙古人的社会制度史”的观点。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篇,分别进行 11-13 世纪、14-17世纪和近代蒙古人的社会制度研究,从而探索蒙古封建制度的萌芽、成长、发展和兴盛以至解体。该书在蒙古社会制度史的研究领域中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之作。
具体到清代的蒙古社会制度研究,日本学者田山茂所著《清代蒙古社会制度》1一书,则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该书分明、清两代各成一篇,分别对两代的蒙古社会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涉及的比重和深度上仍以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研究为主。本书最大特点即在于对清代蒙古地区实行的札萨克旗制进行剖解式研究,进一步阐述了清代蒙古札萨克旗的建立、组织和机能等基本问题,对札萨克旗制在蒙古社会制度中所占地位及影响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社会制度方面,日本学者佐口透所著《十八-十九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2一书虽表面看与蒙古无涉,但实际上准噶尔蒙古在清代历史上的主要活动范围即在新疆地区,特别到噶尔丹势力极盛时更是统摄天山南北两路,故而本书特别是第一章对于噶尔丹时期的准噶尔研究亦有相当借鉴意义。
对于蒙古社会的历史宗教方面,日本学者若松宽所做的研究较具代表性3,《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是其在清代蒙古历史和宗教两大领域的论作文集,涉及内容广泛,而其中有关准噶尔方面进行的研究仍占相当比重,特别是上篇中对准噶尔汗国历史的大篇幅论述及下篇中的有关济隆活佛等研究则更与本文涉及的研究问题紧密关联。
此外,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中还有一大类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清朝和俄国等多方面关系和各自基本情况,值得把握利用,以期弥补在此问题上国内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4。
2.关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研究
学界对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问题的研究广泛而复杂,国内外学界从若干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究。综合来看,大体上可分为几个方面:
(1)相关整体性研究
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所做的整体性研究,国内方面代表性成果有:李秀梅对清朝统一准噶尔前后七十年历史过程的研究5,其中就包括对康熙帝处理噶尔丹问题由“和”到“战”的研究,从清朝的高层决策入手,深化对康熙帝亲征噶尔
丹问题的再认识。蒙古学学者黑龙的博士论文则专门对噶尔丹统治时期的准清关系进行深入研究1,依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重点探讨分析了准清八年战争间双方关系的发展演变,最终进而探究准噶尔蒙古的兴衰对清朝奠定国家疆域版图的影响。国外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成果有美国历史学家濮德培(Peter C.Perdue)对清朝征服欧亚大陆腹地这段宏阔历史的研究2,其中重点分析了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历史过程,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此外,史景迁(JonathanD. Spence)在对康熙帝个人政治军事等经历所作的整体论述文章3中,也专门对康熙帝亲征噶尔丹的军事行动作了相关探究。
(2)从军事分析的角度研究
这方面研究较为集中,主要围绕康熙帝亲征期间乌兰布通、昭莫多两场重要战役展开。其中,如袁森坡、张羽新4都对乌兰布通之战进行了探讨,袁森坡提出了乌兰布通之战所产生的包括对准噶尔力量的削弱、加强对蒙古管理等方面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八旗军未能取胜的内在原因。张羽新则重点对乌兰布通之战进行细致梳理,通过研究指出清官方宣称乌兰布通清军大败准军的不实,并具体分析了准噶尔方面的求和问题以及其所遭受损失的原因、八旗军队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等问题。洪用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乌兰布通和昭莫多两场清准间重大战役均作了相关研究5,在细致梳理两场战役背景、过程的同时,更通过对清准双方在军事、经济、组织以及人心等多方面的整体对比,进一步分析两场战役胜负结局的深层原因。王思治也对昭莫多战役及其康熙帝的决策作了专门探讨6,特别是提出了对传统清官方“噶尔丹自克鲁伦惊溃奔逃”的说法提出质疑和反对,进而从多方面举证认为噶尔丹弃守克鲁伦有其自身深层考虑。进入本世纪以来,部分蒙古学学者如齐木德道尔吉、黑龙等又都对康熙帝亲征中的军事战役问题作了分析7,充分运用满文、蒙文材料,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若干新思路。不单是以上对特定某场军事战役的分析,对康熙帝亲征行动的整体性分析研究也不为少见,如任凭对康熙帝前后八年的亲征活动进行全面对比述评1,并围绕战争爆发的背景、深层原因及康熙帝亲征的历史意义等作了深入分析。此外,如王子林等还从清军当时的武器装备方面入手分析2,从中既可看出当时清军在火器装备上的大致状况,也能更直观地了解清军作战中所具备的相应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