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前期宰相构成与选用研究
发布时间：2019-01-04 点击：
发布：中国论文期刊网
1绪论
1.1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在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体制中，宰相处于中央权力结构层和中枢决策系统的核心地位，具有辅弼帝王、统领百官、综理全国政务的重大职权，因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宰相集团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作为帝国统治集团的上层，其行为活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政局乃至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的政治面貌和历史走向。唐代选用宰相的数量之多，在加强中央集权与专制统治过程中的作用之显著，为历代所罕见。故宰相问题是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重点研究领域，长期以来经久不衰并取得了丰硕辉煌的研究成果。但是学术界多以宰相制度和宰相个体为研究对象，关于宰相集群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就唐玄宗时期的宰相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开元初期和晚期以及天宝年间少数几个带有标志性的宰相身上，且多是从玄宗任相与王朝治乱兴衰的关系入手进行探讨，对开元中期的宰相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明显不足。即便是开元前期的宰相研究，也基本上聚焦于姚崇、宋憬二人，主要是展现其政绩作为和历史贡献，而对他们拜相、罢相的深层次原因及其与当时政治形势变化的关联鲜有论及，另外对这一时期其他宰相的研究有所忽略。此外，以往的研究往往把玄宗时期的宰相作为论析玄宗朝政治演变的附属物来对待，很少把由他们组成的合作团体独立出来，对其选配、构建作一种概括性的和连贯性的专门分析。因此，有必要对玄宗朝开元前期宰相的选任原因与方式、结构配置组合等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整体研究和系统讨论。
陈寅烙先生曾言:“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又在其大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并进一步阐释道:“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是唐朝的鼎盛时期和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处于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过渡、转型的关键阶段。本文将时限定为开元前期，这是开元治世规模和局面初步奠定与形成的时期。唐朝建国以来的百年发展既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又积存下诸多亚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武周晚年以来，中央政局动荡混乱，权力高层斗争激烈，直至玄宗亲政。为了开创一个全新而辉煌的时代，玄宗非常注重对宰辅的选用、委任和宰相班子的组建、搭配。开元前期宰相的择选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时代动因，对此进行分析探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女皇武则天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当时的社会状况及其发展趋向，从而加深对盛唐时代内涵的理解与把握。以这一时期宰相集群或团队的结构配置、组合方式为视角基点，深刻认识这种全新的宰相政治体制在促成开元之治和推进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影响。另外，从玄宗择相任相的标准、原则、目的、特点等方面进行考探，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知盛唐时期中央政治体制的运作模式、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变动与政局转化背景下国家政策取向的相互影响、玄宗朝宰相制度与唐前期相比出现的新变化、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人治社会的用人方式、封建政权体制下皇权与相权的内在联系和擅变规律等问题。总之，本选题研究可以完善玄宗朝宰相政治的研究成果，对充实唐代政治史的研究亦有所裨益。
2学术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专著类:
断代史方面。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在“宰相制度之屡变”一节中勾勒出唐代宰相制度演化流变的基本线索，探讨了常态与非常态下的宰相人数问题，指出科举文人出将入相者甚多，分别列举了武后朝、玄宗朝、肃宗朝宰相提兵的例子加以印证，得出唐代将相文武分途尚不明显的结论。在“开元之治及乱机所伏”一节中作者认为不能过分夸大姚、宋二相对开元盛世的贡献，其理由是他们执政时间较短。在作者看来，突厥、吐蕃、契丹、奚等周边主要少数民族政权在开元末年以前未与唐朝发生大规模的激烈对抗和战争使唐朝获得了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机，此外玄宗决意废武后苛严之峻法，行宽仁之德政等是促成开元治世出现的重要因素。
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及唐玄宗时代的政治革新和社会经济改革时，强调了开元名相在其中的积极作为和主体性作用。对姚崇上奏“十事要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建议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宇文融检括田户，裴耀卿整顿槽运，牛仙客推行和朵等都有概括性的简明论述。
王仲荤《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论说唐玄宗初年政治时以丰富详实的史料着重介绍了姚崇、宋憬、苏颧、张说等统治中枢的骨干人物协助玄宗整改时弊、消除乱象的具体举措，肯定了他们对当时朝政兴革所起的重要作用。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通过对具体史事的分析说明姚崇是唯物论思想的坚定倡导者和忠实践行者。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指出“开天盛世”的出现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中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唐朝百余年来社会发展所积累的成果，绝不是单靠玄宗君臣就能创造出来的奇迹。另外，作者在肯定开元年间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繁荣的同时，更着力探讨了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统治危机的深化，并指出最高统治阶层面对这种深刻而剧烈的形势变化，要想从根本上扭转时局己显得无能为力。
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作者在北京大学历年讲授隋唐史的讲义为基础写成。本书将开元之治专作一章，谈到了开元诸相在政策和制度调整以及开元之治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及了开元时期的宰相群体在推进财政赋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军事制度、选举制度等制度变革步步深入的历史进程中的创见和建树。并且还专门探讨了以宰相关系为核心的文学与吏治之争。
(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西方学者的眼光审视隋唐史，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见解，自成一家之言又不乏新意，并广泛吸取了各国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它填补了我国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本书有关唐玄宗统治的论述长达十万言，唐玄宗一章在全书中所占篇幅最多。该章对玄宗朝几乎所有宰相和许多重要大臣的主要事迹都作了简要介绍，而且注重结合他们的生平经历、性格特征、个人气质来评说其历史活动，从而恢复了历史人物本来的风采，当然也大大地充实了这一时期政治史的内容。
专门史或专题史方面。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章“玄宗朝的中枢政局”对玄宗朝宰相们的真实面貌、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之争进行了全面分析。作者利用自己在历史文献学、古籍版本学等方面的深厚功底考订纠正了《唐会要》中记载玄宗宰相时的纸误，结合具体历史环境考察出为玄宗所用的参政宰相的实际人数。作者认为姚、宋在玄宗朝任相期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嘉言爵行并不多，且合计二人在相位的时间还不及开元时期的四分之一，故把开元之治的功劳过多地算在他们头上是不符合史实的。作者还用详实的史料和相当的篇幅揭露了姚崇为排除异己、独揽大权而对同僚暗中构陷、阴加馋毁的诸多事实，真实地还原了一代贤相权i诡诈的一面。作者从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着手，简述了姚崇、宋憬、张说几位宰相罢相的具体背景，还从宰相和玄宗两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开元前期宰相更迭频繁、任期不长的根本原因。作者最终还是把笔墨的重点放在了李、杨二相及其与内廷的争斗之上。
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本书以宰相制度的演变和各主要行政实体的运作为中心，从治国指导思想的调整、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以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等角度，分析探讨了在唐代中枢政治体制不断革新、演进的过程背景下中央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第二章“隋与唐前期的宰相制度”第五节“唐朝前期宰相人员的配置”指出:“宰相成员的安排和配置，要考虑到当时社会上的主要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和利益，要考虑到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变化，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处理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宰相所需要的素养和才能。有时候还可以通过宰相人员的安排来弥补制度中某些环节存在的问题。因此通过各个时期宰相人员的配置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宰相制度各个环节的认识，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社会的变迁和各个时期国事的重点和基本国策的变化。”这段论述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对于研究任何时期的宰相群体都是适用的。本节先后对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时期宰相的选用、构成和配置情况进行了分别讨论，在比较中突出了唐前期不同统治时段宰相配置所体现出的差异和变化。在论及玄宗朝的宰相配置时，作者将开元时期宰相班子的搭配、组合、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玄宗任用宰相的四大特点。
王吉林《君相之间一一唐代宰相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本书以君相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关系为切入点探视唐代的政治变动。政治的决定者是人，尤其是君主;协助君主、达成政治目的则要靠宰相。君主如何择相，宰相如何事君，君相之间怎样协调关系，宰相人事变动后面所隐含的真正动机和君主的实质意图以及这种变动对政局造成的影响等都是作者重点研究的方向。本书有两章专论玄宗时代的宰相政治和君相关系。作者尽可能地把玄宗一朝宰相的诸多细节问题放在有唐一代的宏观视野下来考察解析，从而探寻出玄宗朝宰相的一系列鲜明特征:如宰相人数和任期相对固定，以首辅宰相为行政首长，君主放权委政于相，宰相班子内部成员同上同下等。此外，还专门探讨了在玄宗朝盛极而衰的出将入相制度、与开元天宝政治无关的两类特殊宰相以及玄宗任相方式的转变。作者的很多观点和结论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也为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玄宗朝的宰相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历史人物传记方面。
近三十年来涌现出一批全面系统研究唐玄宗的专著。袁英光、王界云《唐明皇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郑英德《唐明皇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田廷柱《唐明皇》(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许道勋、赵克饶《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乌廷玉《唐帝列传一一唐玄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刘文瑞《唐玄宗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阎守诚、吴宗国《唐玄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蒙曼《蒙曼说唐·唐玄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等都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托，通过介绍唐玄宗的人生经历来展示其统治时期的重大历史活动，并对玄宗一生的功过是非做出了评价。虽然玄宗朝的宰相并不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但由于帝王之天职在择相，宰相乃君主之股胧，故评说唐玄宗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他的用人方略、选相标准及其与宰相们的各种关系，宰相们的政治活动、政治心态也必然会杂陈其中。这对于专门研究玄宗朝的宰相特别是他们与玄宗的关系具有莫大的帮助。
史学论文集方面。
唐长孺等编《汪钱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一一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一》指出应注意姚崇在玄宗贬逐功臣、外刺诸王以稳定时局的两大举措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和发挥的巧妙作用。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一一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一文中，汪接先生最早明确提出了和当时宰相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文学与吏治之争”的命题，认为由于出身、特长、政见、利益集团的差异，朝臣之中形成了以不同宰相为首的彼此对立的两大派系。两派势力在不同时期各有消长，以开元中期的张说、宇文融之争和开元后期的张九龄、李林甫之争表现得最为突出和典型。该命题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持久争议，直到现在很多学者在讨论和解释玄宗朝的某些政治现象时仍然绕不开此论题，足见其确有一定的说服力和长久的生命力。
论文类:
宰相的选用直接关系着国家政局的发展走向。此论题也自然成为史家的关注对象和研究方向。以下几篇文章对于从整体、全局和动态的角度专门研究玄宗朝特别是开元时期的宰相政治问题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具有最典型的意义。
胡如雷《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阐述了开元年间政局长期稳定与当时宰相政治的密切关系。作者强调“开元之治”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关键问题就是宰相政治。他认为玄宗重视宰相选用的原因是期望恢复“贞观之治”时期君明臣直的政治氛围，由于玄宗坚持了少而精，尽量不轻易重用功臣，尽可能不用皇亲国戚等一系列正确的置相原则，使得开元时期出现了贤相满朝的政治局面。此外，作者还分析了这一时期宰相之间的人事纠纷和矛盾斗争以及玄宗采取的应对策略。
李鸿宾《唐玄宗择相与开元天宝年间中枢政局》(《文献》1995年第3期)分析了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组成和中枢政局的演变。作者认为唐玄宗选用宰相的方针明确，并随政治形势变化而改变。与此相应，中枢政局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元前期，玄宗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择相时注意协调宰相之间的关系，保证了决策效率，政治相对稳定;开元中期以后，开始采取“制衡”政策，文士、吏僚、武将等多种类型的人选杂而并用，各收其长，并利用宰相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避免相权膨胀，结果导致党同伐异、政争不己;天宝之后，玄宗耽于享乐，怠于政事，造成李林甫长期专权，控制中枢，玄宗政权随之瓦解。
王志东《开元时期宰相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一一兼评文学与吏治之争》(《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认为开元时期宰相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次为姚宋时期、二张时期、李牛时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则依次为经济发展时期、文化建设时期和制度实践时期。终玄宗一朝始终不存在所谓“文学与吏治之争”。作者以简明的笔调勾勒和梳理出开元年间宰相政治演进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线索。文章指出宰相政治的结果是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发展，从而充分肯定了宰相作为对于开元盛世的杰出贡献，但作者更强调玄宗的统治策略在其中的首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因为宰相任免完全取决于玄宗个人意志，宰相政治只能是玄宗治国理念的集中体现和具体展开。
唐华全《唐肃宗时期宰相政治探微》(《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本文的研究对象虽非玄宗朝宰相，但对于解析玄宗时期宰相的组成结构和任用方式的特点却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作者总结出肃宗朝的宰相政治具有人数众多且更替频繁的显著特点，宰相的权力和地位亦由此急剧下降。而这正是肃宗在反思玄宗时期宰相政治后针对当时的宰相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果，也是作者对两朝宰相政治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故为了使读者更深刻地认识肃宗朝宰相政治的特征及其成因，作者对玄宗朝宰相的基本构成、从玄宗朝到肃宗朝宰相政治格局的演变态势作了简要回顾和归纳。
综上所述，史学界对于玄宗朝宰相的研究正向着深广方向发展，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其局限也较明显，主要表现为研究分布状况不平衡:个体研究明显多于整体研究，个体研究又大量集中在姚宋李杨等少数几个典型代表身上，忽略了其他为数众多的宰相及其重大历史作用;重复讨论玄宗用人得失、任相是非与唐王朝治乱盛衰的关系，较少关注开元时期宰相集群的构成与搭配组合对提高行政效率，推动治世形成的积极意义;对于开元中期的宰相问题研究相对缺乏;重复评述诸宰相分别推出的政策措施、各自的政绩作为与历史功过;宰相政治研究较多，以宰相活动为视角基点考察当时的经济形势、文化风尚、民族关系、外交格局、社会结构等历史问题的研究力度不足等等。故对于玄宗时期的宰相问题仍然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选题力图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以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交叉的形式，对玄宗朝开元前期宰相集团及其成员的选定、任用、配置等相关重大问题和诸多具体细节进行一次尽可能全而、细致、深入的探究与解析。
以下简要说明本论文的写作思路及主要研究内容。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三部进行唐史研究的最基本文献为主要依托，结合《通典》、《唐六典》、《唐会要》等政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兼及《全唐文》、《唐大沼令集》等总集，参考诸多别史、杂记和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等其它史料，考察探析开元前期宰相构成与选用的相关情况，全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通过分析唐朝建立以来宰相制度的发展演变，揭示玄宗朝宰相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背景与必然性，从宰相人数、名号和任期三大方面的变化反映开元前期宰相设置的特点与趋势。
第二、按照历史进程和时间线索将开元前期玄宗任相分为两个阶段，根据不同历史任务，结合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需要的调整，分别讨论不同阶段宰相人物的选择确定及其具体原因，以此探寻开元前期社会发展趋势、国家政策取向和玄宗的政治智慧。
第三、论述开元前期宰相班子的构建、组合与搭配，通过对宰相任用方式和宰相结构配置特征的阐发，显示该宰相政治体制与模式对促成开元之治形成所起到的历史推动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开元前期皇权与相权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趋势。
1.1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在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体制中，宰相处于中央权力结构层和中枢决策系统的核心地位，具有辅弼帝王、统领百官、综理全国政务的重大职权，因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宰相集团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作为帝国统治集团的上层，其行为活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政局乃至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的政治面貌和历史走向。唐代选用宰相的数量之多，在加强中央集权与专制统治过程中的作用之显著，为历代所罕见。故宰相问题是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重点研究领域，长期以来经久不衰并取得了丰硕辉煌的研究成果。但是学术界多以宰相制度和宰相个体为研究对象，关于宰相集群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就唐玄宗时期的宰相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开元初期和晚期以及天宝年间少数几个带有标志性的宰相身上，且多是从玄宗任相与王朝治乱兴衰的关系入手进行探讨，对开元中期的宰相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明显不足。即便是开元前期的宰相研究，也基本上聚焦于姚崇、宋憬二人，主要是展现其政绩作为和历史贡献，而对他们拜相、罢相的深层次原因及其与当时政治形势变化的关联鲜有论及，另外对这一时期其他宰相的研究有所忽略。此外，以往的研究往往把玄宗时期的宰相作为论析玄宗朝政治演变的附属物来对待，很少把由他们组成的合作团体独立出来，对其选配、构建作一种概括性的和连贯性的专门分析。因此，有必要对玄宗朝开元前期宰相的选任原因与方式、结构配置组合等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整体研究和系统讨论。
陈寅烙先生曾言:“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又在其大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并进一步阐释道:“举凡进士科举之崇重，府兵之废除，以及宦官之专擅朝政，蕃将即胡化武人之割据方隅，其事俱成于玄宗之世”。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是唐朝的鼎盛时期和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处于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过渡、转型的关键阶段。本文将时限定为开元前期，这是开元治世规模和局面初步奠定与形成的时期。唐朝建国以来的百年发展既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又积存下诸多亚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武周晚年以来，中央政局动荡混乱，权力高层斗争激烈，直至玄宗亲政。为了开创一个全新而辉煌的时代，玄宗非常注重对宰辅的选用、委任和宰相班子的组建、搭配。开元前期宰相的择选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时代动因，对此进行分析探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女皇武则天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当时的社会状况及其发展趋向，从而加深对盛唐时代内涵的理解与把握。以这一时期宰相集群或团队的结构配置、组合方式为视角基点，深刻认识这种全新的宰相政治体制在促成开元之治和推进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影响。另外，从玄宗择相任相的标准、原则、目的、特点等方面进行考探，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知盛唐时期中央政治体制的运作模式、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变动与政局转化背景下国家政策取向的相互影响、玄宗朝宰相制度与唐前期相比出现的新变化、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人治社会的用人方式、封建政权体制下皇权与相权的内在联系和擅变规律等问题。总之，本选题研究可以完善玄宗朝宰相政治的研究成果，对充实唐代政治史的研究亦有所裨益。
2学术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专著类:
断代史方面。
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在“宰相制度之屡变”一节中勾勒出唐代宰相制度演化流变的基本线索，探讨了常态与非常态下的宰相人数问题，指出科举文人出将入相者甚多，分别列举了武后朝、玄宗朝、肃宗朝宰相提兵的例子加以印证，得出唐代将相文武分途尚不明显的结论。在“开元之治及乱机所伏”一节中作者认为不能过分夸大姚、宋二相对开元盛世的贡献，其理由是他们执政时间较短。在作者看来，突厥、吐蕃、契丹、奚等周边主要少数民族政权在开元末年以前未与唐朝发生大规模的激烈对抗和战争使唐朝获得了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机，此外玄宗决意废武后苛严之峻法，行宽仁之德政等是促成开元治世出现的重要因素。
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及唐玄宗时代的政治革新和社会经济改革时，强调了开元名相在其中的积极作为和主体性作用。对姚崇上奏“十事要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建议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宇文融检括田户，裴耀卿整顿槽运，牛仙客推行和朵等都有概括性的简明论述。
王仲荤《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论说唐玄宗初年政治时以丰富详实的史料着重介绍了姚崇、宋憬、苏颧、张说等统治中枢的骨干人物协助玄宗整改时弊、消除乱象的具体举措，肯定了他们对当时朝政兴革所起的重要作用。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通过对具体史事的分析说明姚崇是唯物论思想的坚定倡导者和忠实践行者。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指出“开天盛世”的出现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中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唐朝百余年来社会发展所积累的成果，绝不是单靠玄宗君臣就能创造出来的奇迹。另外，作者在肯定开元年间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繁荣的同时，更着力探讨了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统治危机的深化，并指出最高统治阶层面对这种深刻而剧烈的形势变化，要想从根本上扭转时局己显得无能为力。
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作者在北京大学历年讲授隋唐史的讲义为基础写成。本书将开元之治专作一章，谈到了开元诸相在政策和制度调整以及开元之治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及了开元时期的宰相群体在推进财政赋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军事制度、选举制度等制度变革步步深入的历史进程中的创见和建树。并且还专门探讨了以宰相关系为核心的文学与吏治之争。
(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以西方学者的眼光审视隋唐史，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见解，自成一家之言又不乏新意，并广泛吸取了各国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它填补了我国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本书有关唐玄宗统治的论述长达十万言，唐玄宗一章在全书中所占篇幅最多。该章对玄宗朝几乎所有宰相和许多重要大臣的主要事迹都作了简要介绍，而且注重结合他们的生平经历、性格特征、个人气质来评说其历史活动，从而恢复了历史人物本来的风采，当然也大大地充实了这一时期政治史的内容。
专门史或专题史方面。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章“玄宗朝的中枢政局”对玄宗朝宰相们的真实面貌、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之争进行了全面分析。作者利用自己在历史文献学、古籍版本学等方面的深厚功底考订纠正了《唐会要》中记载玄宗宰相时的纸误，结合具体历史环境考察出为玄宗所用的参政宰相的实际人数。作者认为姚、宋在玄宗朝任相期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嘉言爵行并不多，且合计二人在相位的时间还不及开元时期的四分之一，故把开元之治的功劳过多地算在他们头上是不符合史实的。作者还用详实的史料和相当的篇幅揭露了姚崇为排除异己、独揽大权而对同僚暗中构陷、阴加馋毁的诸多事实，真实地还原了一代贤相权i诡诈的一面。作者从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着手，简述了姚崇、宋憬、张说几位宰相罢相的具体背景，还从宰相和玄宗两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开元前期宰相更迭频繁、任期不长的根本原因。作者最终还是把笔墨的重点放在了李、杨二相及其与内廷的争斗之上。
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本书以宰相制度的演变和各主要行政实体的运作为中心，从治国指导思想的调整、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以适应统治形势变化的需要等角度，分析探讨了在唐代中枢政治体制不断革新、演进的过程背景下中央政治权力的分化与重组等问题。第二章“隋与唐前期的宰相制度”第五节“唐朝前期宰相人员的配置”指出:“宰相成员的安排和配置，要考虑到当时社会上的主要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和利益，要考虑到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变化，还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处理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宰相所需要的素养和才能。有时候还可以通过宰相人员的安排来弥补制度中某些环节存在的问题。因此通过各个时期宰相人员的配置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宰相制度各个环节的认识，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社会的变迁和各个时期国事的重点和基本国策的变化。”这段论述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对于研究任何时期的宰相群体都是适用的。本节先后对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时期宰相的选用、构成和配置情况进行了分别讨论，在比较中突出了唐前期不同统治时段宰相配置所体现出的差异和变化。在论及玄宗朝的宰相配置时，作者将开元时期宰相班子的搭配、组合、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玄宗任用宰相的四大特点。
王吉林《君相之间一一唐代宰相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本书以君相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关系为切入点探视唐代的政治变动。政治的决定者是人，尤其是君主;协助君主、达成政治目的则要靠宰相。君主如何择相，宰相如何事君，君相之间怎样协调关系，宰相人事变动后面所隐含的真正动机和君主的实质意图以及这种变动对政局造成的影响等都是作者重点研究的方向。本书有两章专论玄宗时代的宰相政治和君相关系。作者尽可能地把玄宗一朝宰相的诸多细节问题放在有唐一代的宏观视野下来考察解析，从而探寻出玄宗朝宰相的一系列鲜明特征:如宰相人数和任期相对固定，以首辅宰相为行政首长，君主放权委政于相，宰相班子内部成员同上同下等。此外，还专门探讨了在玄宗朝盛极而衰的出将入相制度、与开元天宝政治无关的两类特殊宰相以及玄宗任相方式的转变。作者的很多观点和结论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也为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玄宗朝的宰相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历史人物传记方面。
近三十年来涌现出一批全面系统研究唐玄宗的专著。袁英光、王界云《唐明皇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郑英德《唐明皇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田廷柱《唐明皇》(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许道勋、赵克饶《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乌廷玉《唐帝列传一一唐玄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刘文瑞《唐玄宗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阎守诚、吴宗国《唐玄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蒙曼《蒙曼说唐·唐玄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等都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托，通过介绍唐玄宗的人生经历来展示其统治时期的重大历史活动，并对玄宗一生的功过是非做出了评价。虽然玄宗朝的宰相并不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但由于帝王之天职在择相，宰相乃君主之股胧，故评说唐玄宗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他的用人方略、选相标准及其与宰相们的各种关系，宰相们的政治活动、政治心态也必然会杂陈其中。这对于专门研究玄宗朝的宰相特别是他们与玄宗的关系具有莫大的帮助。
史学论文集方面。
唐长孺等编《汪钱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一一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一》指出应注意姚崇在玄宗贬逐功臣、外刺诸王以稳定时局的两大举措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和发挥的巧妙作用。在《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一一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一文中，汪接先生最早明确提出了和当时宰相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文学与吏治之争”的命题，认为由于出身、特长、政见、利益集团的差异，朝臣之中形成了以不同宰相为首的彼此对立的两大派系。两派势力在不同时期各有消长，以开元中期的张说、宇文融之争和开元后期的张九龄、李林甫之争表现得最为突出和典型。该命题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持久争议，直到现在很多学者在讨论和解释玄宗朝的某些政治现象时仍然绕不开此论题，足见其确有一定的说服力和长久的生命力。
论文类:
宰相的选用直接关系着国家政局的发展走向。此论题也自然成为史家的关注对象和研究方向。以下几篇文章对于从整体、全局和动态的角度专门研究玄宗朝特别是开元时期的宰相政治问题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具有最典型的意义。
胡如雷《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阐述了开元年间政局长期稳定与当时宰相政治的密切关系。作者强调“开元之治”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关键问题就是宰相政治。他认为玄宗重视宰相选用的原因是期望恢复“贞观之治”时期君明臣直的政治氛围，由于玄宗坚持了少而精，尽量不轻易重用功臣，尽可能不用皇亲国戚等一系列正确的置相原则，使得开元时期出现了贤相满朝的政治局面。此外，作者还分析了这一时期宰相之间的人事纠纷和矛盾斗争以及玄宗采取的应对策略。
李鸿宾《唐玄宗择相与开元天宝年间中枢政局》(《文献》1995年第3期)分析了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组成和中枢政局的演变。作者认为唐玄宗选用宰相的方针明确，并随政治形势变化而改变。与此相应，中枢政局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元前期，玄宗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择相时注意协调宰相之间的关系，保证了决策效率，政治相对稳定;开元中期以后，开始采取“制衡”政策，文士、吏僚、武将等多种类型的人选杂而并用，各收其长，并利用宰相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避免相权膨胀，结果导致党同伐异、政争不己;天宝之后，玄宗耽于享乐，怠于政事，造成李林甫长期专权，控制中枢，玄宗政权随之瓦解。
王志东《开元时期宰相政治发展的三个阶段一一兼评文学与吏治之争》(《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认为开元时期宰相政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次为姚宋时期、二张时期、李牛时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则依次为经济发展时期、文化建设时期和制度实践时期。终玄宗一朝始终不存在所谓“文学与吏治之争”。作者以简明的笔调勾勒和梳理出开元年间宰相政治演进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线索。文章指出宰相政治的结果是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发展，从而充分肯定了宰相作为对于开元盛世的杰出贡献，但作者更强调玄宗的统治策略在其中的首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因为宰相任免完全取决于玄宗个人意志，宰相政治只能是玄宗治国理念的集中体现和具体展开。
唐华全《唐肃宗时期宰相政治探微》(《河北学刊》2002年第1期)本文的研究对象虽非玄宗朝宰相，但对于解析玄宗时期宰相的组成结构和任用方式的特点却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作者总结出肃宗朝的宰相政治具有人数众多且更替频繁的显著特点，宰相的权力和地位亦由此急剧下降。而这正是肃宗在反思玄宗时期宰相政治后针对当时的宰相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果，也是作者对两朝宰相政治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故为了使读者更深刻地认识肃宗朝宰相政治的特征及其成因，作者对玄宗朝宰相的基本构成、从玄宗朝到肃宗朝宰相政治格局的演变态势作了简要回顾和归纳。
综上所述，史学界对于玄宗朝宰相的研究正向着深广方向发展，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其局限也较明显，主要表现为研究分布状况不平衡:个体研究明显多于整体研究，个体研究又大量集中在姚宋李杨等少数几个典型代表身上，忽略了其他为数众多的宰相及其重大历史作用;重复讨论玄宗用人得失、任相是非与唐王朝治乱盛衰的关系，较少关注开元时期宰相集群的构成与搭配组合对提高行政效率，推动治世形成的积极意义;对于开元中期的宰相问题研究相对缺乏;重复评述诸宰相分别推出的政策措施、各自的政绩作为与历史功过;宰相政治研究较多，以宰相活动为视角基点考察当时的经济形势、文化风尚、民族关系、外交格局、社会结构等历史问题的研究力度不足等等。故对于玄宗时期的宰相问题仍然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选题力图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以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交叉的形式，对玄宗朝开元前期宰相集团及其成员的选定、任用、配置等相关重大问题和诸多具体细节进行一次尽可能全而、细致、深入的探究与解析。
以下简要说明本论文的写作思路及主要研究内容。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三部进行唐史研究的最基本文献为主要依托，结合《通典》、《唐六典》、《唐会要》等政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兼及《全唐文》、《唐大沼令集》等总集，参考诸多别史、杂记和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等其它史料，考察探析开元前期宰相构成与选用的相关情况，全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通过分析唐朝建立以来宰相制度的发展演变，揭示玄宗朝宰相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背景与必然性，从宰相人数、名号和任期三大方面的变化反映开元前期宰相设置的特点与趋势。
第二、按照历史进程和时间线索将开元前期玄宗任相分为两个阶段，根据不同历史任务，结合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统治需要的调整，分别讨论不同阶段宰相人物的选择确定及其具体原因，以此探寻开元前期社会发展趋势、国家政策取向和玄宗的政治智慧。
第三、论述开元前期宰相班子的构建、组合与搭配，通过对宰相任用方式和宰相结构配置特征的阐发，显示该宰相政治体制与模式对促成开元之治形成所起到的历史推动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开元前期皇权与相权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趋势。
